婚姻关系中感知社会支持与健康行为的双向关联：基于行动者-伙伴互依模型(APIM)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针对已婚夫妇中感知社会支持与健康行为的关联机制，采用行动者-伙伴互依模型(APIM)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发现个体自身感知支持(actor effects)与睡眠质量呈正相关，而伴侣的感知支持(partner effects)却与酒精消费量增加相关。该研究揭示了夫妻间社会支持的复杂互动模式，为健康行为的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在当代健康心理学研究领域，社会支持与健康 outcomes 的关联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大量研究表明，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作为个体对可获得支持的主观信念，与死亡率降低、心血管风险下降等健康效益存在显著关联(Holt-Lunstad et al., 2010)。然而，传统研究多局限于个体层面分析，忽视了亲密关系中固有的相互依存特性。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健康行为往往存在高度协同性，但关于伴侣的感知支持如何影响个体健康行为的机制仍不明确。

为深入探究这一议题，Helac和Uchino在《Acta Histochemica》发表了创新性研究。该研究采用行动者-伙伴互依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这一先进的 dyadic 分析方法，对94对中老年异性恋夫妻进行了系统性考察。所有参与者均完成了人际支持评估量表(Interpersonal Support Evaluation List, ISEL)、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以及健康行为问卷的评估。

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主要运用了三种核心技术：一是采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ISEL量表评估整体感知社会支持，该量表具有0.87的重测信度；二是使用PSQI量表量化睡眠质量，该工具已在前人研究中证明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Buysse et al., 1989)；三是通过验证过的健康行为问卷收集运动时长和酒精消费量数据(Kiecolt-Glaser et al., 1991)。数据分析采用SAS Proc Mixed程序进行APIM模型检验，所有变量都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控制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教育水平等协变量。

3.1. 初步分析与描述性数据

样本描述显示参与者平均年龄56岁(SD=7.16)，平均婚姻持续时间27年(SD=11.5)。酒精消费均值为每周2.8标准饮量，运动时间每周3.9小时，PSQI睡眠质量得分5.0分表明样本存在睡眠质量问题。相关性分析显示夫妻间的健康行为存在显著关联，如酒精消费的夫妻相关性达0.58(p<0.01)。

3.2. 感知支持对健康行为的行动者-伙伴关联检验

APIM模型分析揭示了两个关键发现：首先，个体自身的感知支持水平(actor effects)与更好的睡眠质量显著相关(β=-2.35, p=0.002)，这一发现与此前研究一致，支持了感知支持通过改善睡眠促进健康的路径机制。其次，出人意料的是，伴侣的感知支持水平(partner effects)与个体更高的酒精消费量相关(β=2.15, p=0.033)，这与研究假设相反。

3.3. 事后分析

为探究意外发现的原因，研究者进行了事后分析，检验了伴侣感知支持与教育水平的交互作用，但结果不显著，排除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同时对运动行为的其他指标(持续时间、强度、频率)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结果与主要发现一致。

研究结论表明，虽然复制了感知支持与睡眠质量的个体层面关联，但整体上缺乏对健康行为的dyadic影响的强有力证据。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理论假设，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general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在夫妻关系中的运作机制。

讨论部分深入分析了可能的原因：长期婚姻关系中健康行为的稳定性可能限制了dyadic影响的显现。夫妻在数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已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除非遇到重大健康变化或干预，否则难以观察到伴侣影响的即时效应。关于酒精消费的意外发现可能与夫妻饮酒的协同性有关，先前研究确实表明饮酒模式一致的夫妻往往婚姻满意度更高(Birditt et al., 2023)。

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首次将APIM模型应用于general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与健康行为的关系检验，拓展了社会支持理论的应用边界。实践意义则提示临床干预需要考虑夫妻双方的支持感知动态，而不仅仅是个体的支持水平。

然而，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样本同质性高(94.6%为白人，70.3%受过大学教育)限制了结果普适性；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未来研究需要采用纵向设计、更大样本、更客观的测量方法(如actigraphy睡眠监测)，并考察不同支持操作化方式(如婚姻特异性支持)的dyadic影响。

总之，这项研究为社会支持与健康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在亲密关系中考察健康行为时采用dyadic方法的重要性。虽然dyadic影响有限，但发现的复杂模式提示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理解夫妻环境中社会支持的运作机制，这对发展针对夫妻的健康行为干预方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